央视一套热播剧《我们的河山》与八套《生万物》近期形成有趣呼应,两部作品都将镜头聚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农村。前者以1937年为背景,后者则回溯至1926-1927年间。虽时代略有差异,但两部剧却不约而同地展现了土匪围村的真实历史场景,彻底摒弃了以往影视作品中常见的浪漫化处理。
值得关注的是,这两部剧对土匪的刻画都采用了冷峻的纪实手法,将其作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非英雄来呈现。
在《生万物》已播剧情中,土匪并非劫富济贫的"绿林好汉",而是胁迫邻村贫民作人质、威逼其他村庄就范的暴徒。《我们的河山》同样毫不避讳地展现土匪的残暴本性,这种不约而同的创作取向,标志着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转向。
长期以来,受单田芳评书《乱世枭雄》等作品影响,土匪形象被严重美化。这些作品将土匪塑造成重情重义的江湖豪杰,却刻意淡化其烧杀掳掠、鱼肉乡里的恶行。这种叙事偏差导致"土匪英雄化"成为创作窠臼,甚至影响了不少观众的认知。
事实上,严肃文学对土匪的描写始终保持着清醒认知。莫言《丰乳肥臀》中的土匪是苦难制造者,贾平凹《山本》深刻记录了秦岭匪患,陈忠实《白鹿原》更未给土匪任何正面光环。这些扎根乡土的作品,始终坚守着对历史的敬畏。

若要深入理解土匪生态,姚雪垠《长夜》堪称经典文本。这部基于作者亲身经历的小说(1924年冬他被土匪掳走百余日),揭示了土匪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。与大众熟知的《李自成》不同,《长夜》以冷峻笔触展现了乱世中的人性异化。
关键数据:历史学者研究显示,1920-1930年代华北地区约70%的土匪都是因灾荒形成的流民转化而来。
电影《一九四二》同样呈现了这一历史逻辑:灾民为求生沦为流寇,流寇聚集即成土匪。这种恶性循环在历代都难以破解,官府通常只能采取赈灾或封锁两种应对策略。
真正的文艺创作应当像《我们的河山》《生万物》这样,既不回避历史黑暗,也不为暴力涂脂抹粉,这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。
当温饱难继时,社会秩序极易崩坏。但揭示土匪形成的社会根源,绝不等于为其暴行开脱。评书演义可作消遣,严肃创作必须守住底线——正如这两部剧所作出的示范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