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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你有没有发现,最近社交平台上被反复提起的“理想人格”,竟然来自一千多年前的长安城?
那个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末尾,拒绝朝廷招安、独自牵马出城的张小敬,明明是个没有户籍、没有官职的“社会边缘人”,
却让无数困在打卡机与绩效表之间的都市打工人忍不住感慨:“这才是我想成为的人。”
张小敬的自由:不是逃避,而是选择的权利
很多人把自由理解成“想睡就睡、想走就走”的放纵,可张小敬用行动给出了另一种答案:真正的自由,是“我不想做的事,谁也别想逼我做”。
这位从死囚牢里被临时捞出的前不良人,宁愿放弃三品武官的铁饭碗,也要回归无名无分的漂泊生涯,表面看是固执,实则是清醒。
他的选择,恰好呼应了哲学家以赛亚·柏林所说的“积极自由”——不是摆脱束缚,而是掌握自我命运的主导权。
哪怕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,只要决定下一步怎么走的权力还在自己手里,人就还没真正被打败。
张小敬在追查突厥阴谋的过程中,救工匠、护百姓、保火坊,看似被动应对各种麻烦,实则每一步都忠于内心准则。
他始终记得一句朴素的信念:“城破了可以修,人散了还能聚,但人心一旦凉了,长安就真没了。”这种对平凡生命的珍视,远比任何头衔都更接近英雄的本质。
反观龙波,机关算尽只为复仇,到最后才惊觉自己不过是他人棋局中的一枚棋子。
更可悲的是,当他真正面对权力中心时,竟瞬间动摇,流露出想被体制收编的渴望。
这哪是自由?分明是被执念和虚荣操控,活成了自己曾经最不屑的“执行工具”。
就像我们中不少人,嘴上说着“躺平”,却仍在深夜改PPT、焦虑KPI,看似叛逆,实则早已被社会时钟牢牢驯化。
马伯庸:用现代视角重写历史的“解构高手”
能塑造出张小敬这样反套路角色的,大概也只有马伯庸了。

你可能不知道,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灵感,竟源于他在西安博物院的一次偶然驻足。
当他在地下展厅看到那座巨大的唐代长安城沙盘时,突然脑中闪现:“如果把整座城当成一个密闭空间,上演一场24小时倒计时的生死营救呢?”
这个念头,最终催生了这部古代版“反恐行动”。
马伯庸写历史,从不照搬史书,而是用当代人的情感去重新解读过去。
历史上关于张小敬的记载不过寥寥数字,他却从中挖掘出一个为守护平民而战的孤胆英雄。
为了还原真实细节,他翻遍唐代服饰、市井制度、甚至香料配方的考据资料,连剧中人物用的铜镜角度都力求精准。
但又不拘泥于史实,大胆采用美剧式的紧凑叙事,让信息密度和节奏感直追现代悬疑剧,完美契合了我们碎片化阅读的习惯。
他曾说,《长安的荔枝》写的不是浪漫,而是运输难题背后的系统性压迫。
正是这种将宏大历史拆解为普通人困境的能力,才让我们觉得,千年前的张小敬,竟比今天的领导更懂人心。
林奕华:在剧场里重写经典的“现实诗人”
另一位擅长打破时空界限的,是香港导演林奕华。
当所有人都涌向影视圈追逐流量时,他却坚守剧场,把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这些经典,改编成直击现代人心理困境的作品。
他导演的《西游记》,不讲取经,只演师徒四人的情感撕裂——唐僧的无力、悟空的愤怒、八戒的妥协、沙僧的沉默,全是职场、家庭、亲密关系中的现实投影。
一场场戏,就像现代人日常的情绪暴击:沟通失效、信任崩塌、理想被现实碾碎。
他改编的《水浒传》,更是将“逼上梁山”转化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——九个男人面试黑帮角色,演的却是普通人被生活一步步推向绝境的过程。
林奕华相信,剧场的力量在于“想象无界”。
别人追求爆款和变现,他却把创作当作耕种,耐心等待思想发芽。
这种拒绝迎合、坚持自我表达的姿态,本身就是对自由最深刻的诠释——不在别人的规则里打转,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。
